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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斗争精神意识形态批判能力
发布日期:2021-11-20 12:02   来源:未知   阅读:

  [摘要]意识形态的批判能力是一种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是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突出表现。泛意识形态化的界定,可以从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的把握或是否混淆不同性质矛盾的本质界限辨认。政治原则问题和哲学学术观点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哲学世界观是党的建设头等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是关系个人政治立场的根本问题,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清其中的理论是非,不能躺在“思想认识问题”上安然自得。在世界观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受西方意识形态侵害是外因,自身存在一些“软肋”是内因,不加正视必然成为重大“失足”的隐患。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把批判性和建构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外在因素是错误的,确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或建构性具有重大意义。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根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的表现尤为突出。这就要求把敏锐辨别和有力批判与抵制错误思潮作为检验标准,它可以概括为意识形态的批判能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严厉批判党内一些同志丧失意识形态批判能力的错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1] 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证明,批评的这种现象绝不是个例,而是在共和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问题,需要认真看待。

  意识形态的批判能力和斗争精神不单纯是一种思想理论水平,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是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突出表现。因为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重大是非面前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还是首先考虑个人的进退得失。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出了政治性事件、遇到敏感性问题没有立场、无动于衷,岂非咄咄怪事!”[2] 事情怪就怪在这种状况与某些党的领导干部的头衔、职责格格不入;而奇就奇在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人靠什么去“模糊立场、耍滑头”,居然能够蒙混过关?须知,尽管这些人打的是个人小算盘,上不了台面,但总要摆出一些能够唬人的台面上的理由吧。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听到最多的就是所谓“一心一意搞经济,不争论”“让人说话,要宽容”“人家的错误让人家自己去说,要平等”,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理论和实践,已经使放弃意识形态党委主体责任的人丧失了继续玩弄这些借口的空间,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借口。我们的责任,就是从理论上剥夺他们的新借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

  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批判抵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且曾一度泛滥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时,常常有人出于不同的动机提醒:非意识形态化固然不好,但也不能搞“泛意识形态化”,以免重蹈“左”的错误。防止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也成为新形势下一些人不讲政治、放弃意识形态斗争责任以致向错误思潮妥协投降的重要借口。值得注意的是,把防止“泛意识形态化”挂在嘴边的人,大都对什么是泛意识形态化语焉不详。据此,我们姑且不问此种发声的动机,而值得认真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是“泛意识形态化”?不搞清楚这个问题,谈论它就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必然会对批判和抵制错误倾向产生十分有害的误导。

  实际上,泛意识形态化不是指意识形态讲得多,不能因为要防止泛意识形态化就可以断断续续讲、有时讲有时不讲,而必须始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关系全局的极端重要性。“多”不是“泛”。正如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3] 事实证明,并没有因此而泛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意识形态化也不是指意识形态讲得宽,不能因为要防止泛意识形态化,就刻意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限制在狭义的意识形态领域,而必须在各个领域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党委主体责任制。“宽”也不等于“泛”。习总书记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在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同时,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党的一项全局性工作,提升到关系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这表明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是宣传部等党的部门性的工作,也是需要全党动手、党委挂帅的全局性工作;二是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党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就因为它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式是全方位的,绝不仅限于精神文化领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意识形态更全面地通过理想信念、共同价值观在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培养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看,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最大失误就是一度没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到全体人民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不一贯、不彻底。当年有人就是打着防止“泛意识形态化”的旗号而宣布“经济领域不搞‘反对精神污染’”,结果证明此举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打开方便之门,最终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因此,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决不能借口防止“泛意识形态化”而把意识形态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在谈到八九年的教训时特别指出,错误“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4] 一贯、全面地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绝不是“泛意识形态化”。

  那么,从理论上说,泛意识形态化该如何界定呢?着眼于客观的较为科学的判断,似乎可以确立以下两个坐标。

  是否泛意识形态化,客观标准就是有没有推倒党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的判断。在今天,只有改变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党的中心工作是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论断,而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实际上的中心工作位置上,才谈得上泛意识形态化。从表面看,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明了、顺理成章,但深究下去,却没那么简单。原因在于,处理好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和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牵涉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并非易事。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决定了党能否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而涉及不同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此而言,去意识形态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在一定意义上又可称为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此外,意识形态事关旗帜、方向、道路,而我们选择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些都与我们对于阶级斗争形势的研判和阶级理论的实际运用紧密相连。毫无疑问,在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期,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党的全部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政治斗争展开,意识形态工作当然也属于党的中心工作之列。1978年,我们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判断:一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特指中国大陆)主要矛盾,二是新的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或者“可以避免”。但这里有两个制约条件:一是国内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有可能激化;二是新的世界大战能否打起来的决定权不在我们,我们只能尽量维持并充分用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仅我们自己必须应对得当,而且还有赖于世界形势的变化。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也就是一定意义上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谨慎应对的难题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组织,思想政治建设当然始终是第一位的。然而,对于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而言,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中心工作并不都是始终一致的,只有在革命时期以及战争作为主要危险的建国时期才存在着这种一致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政治工作虽然还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而须臾不能放松,但其作用方式和地位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而最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为谁服务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首先遵循阶级斗争规律,包括经济建设在内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虽然阶级斗争规律归根到底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规律。相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首先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都要服从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发展规律既有适应生产力全球化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共同规律,也有在根本利益导向和价值追求上较为明确的差别、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特殊规律。对于前者,意识形态要起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作用;而对于后者,则要起把握方向、辨识道路的作用。否定意识形态在不同经济规律中的作用,就可能导致非意识形态化。可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虽然思想政治工作仍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但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期已有所区别,必须承认这种区别。只要坚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越有声有色就越好,就不会因此而泛化。

  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存在着阶级分化的旧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仅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大量的社会矛盾也不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即使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一般也可以不采取外部激烈冲突的方式,而是主要通过思想斗争去解决。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此。

  思想舆论方面的重大斗争往往有着深刻的阶级斗争背景,甚至成为敌对国家颠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我们稍有不慎,思想舆论方面的重大斗争就有可能转化为社会动乱乃至所谓的“颜色革命”,容不得丝毫的麻痹大意,这也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原因所在。但是,重大思想舆论斗争又是一种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它以曲折的方式反映了道路、制度、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但一般又采取非对抗(道义制高点之争)的方式,大量表现出来的是思想分歧、学术争论、价值偏好。因此,我们在坚持开展思想舆论上的斗争时,必须始终注重严格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只有混淆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简单地都贴上政治原则的标签,用随意上纲上线的方法去处理,才是必须防止的泛意识形态化。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泛政治化的倾向在今天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肯定不是主要的错误倾向。历史证明,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时,本身就容易产生忽视甚至否定意识形态工作的倾向,加上如果不正确地看待“”的失误,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情绪就难免蔓延。1989年,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5] 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是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集中表现,而在看来,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其结果必然是丧失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边缘化,非意识形态化情绪蔓延。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由于一段时间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6] 青年本来是整个社会最有激情和充满活力的力量,如果连青年群体都丧失家国情怀,只考虑个人的出路,则祖国前途堪忧。进一步看,青年的状况不外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它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削弱。因此,克服改革开放以来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经过长期努力,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7] 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必须努力维护不转向。

  在思想舆论领域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问题并非易事。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及意识形态性鲜明的文史哲、政经法、信息传媒社会等,即便是语言学、考古学这些意识形态性不鲜明的学科,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进行学科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任务也非常紧迫。然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研究而言,政治原则问题和哲学学术观点问题总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政治原则问题或学术观点问题。但是,历史证明,以学术性淡化政治性是容易产生的偏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次大泛滥而出现的重大思想斗争,实质上都是以人道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因而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着眼于从政治上把握斗争的性质是正确的。但必须看到,由于它披着哲学价值观的学术外衣,尤其是人道的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价值共识,其鲜明的政治性容易被淡化。出于忌惮妨碍学术上的争鸣和实践上的被动,以包容掩盖问题的实质正是以往思想交锋留下的后患。如何正确区分类似哲学世界观争论中的政治原则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

  哲学世界观对于党的建设无疑是头等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立党之本,其中哲学世界观是基础。能否坚持科学世界观关系党的政治根基,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为而奋斗。不能以学术争鸣、解放思想为由消解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一元论科学世界观就没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就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思想基础。

  从历史经验看,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取消的领导,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则是取消领导的理论准备。苏联解体前夕,最猖狂的言论集中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攻击上,而哲学阵地失守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崩溃打开了方便之门。1988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认为:“我国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现在已经相当陈旧了。这一评价也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8]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世界观、历史观遭到清算的结果,就是彰显所谓个人自由的“人性解放”。个人主义哲学是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依托,接受个人主义哲学必然会认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在与苏联的对峙中,美国之所以“后来赢得了冷战,是因为民主和人权信仰,巧妙地渗透到了生活在属于刻板且专制信仰的帝国的人们、甚至领导人的头脑中”。[9] 这个“巧妙”,就是借助表现为抽象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哲学。

  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转向。习总书记始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才有坚持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执政理念,坚持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法治的一致性才有理论根据,足以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抗衡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民意等价值观才得以成立,从理论上说清楚做到“两个维护”才有可能。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初心、使命。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于中国及其党员,世界观历史观的选择是重大政治原则,不能因其涉及学术问题就模糊立场,对错误倾向不能模棱两可。

  虽然哲学世界观对于多数个人而言属于认识问题,但从思想认识性质上看则是关系个人政治立场的根本问题,不能掉以轻心。一个基本事实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世界观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自觉的,但不可能是“真空”的。不愿意学习和接受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就必然受看似时髦实则浅薄粗俗的世界观摆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10] 无论是员还是非员,都应该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没有哲学世界观上的自觉追求,就难以坚定地向这一目标前进。

  由此可见,对于世界观问题,首先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清理论是非,不能躺在“思想认识问题”上安然自得。在世界观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受西方意识形态侵害是外因,自身存在一些“软肋”是内因,若不加以正视,必然是导致今后出现重大“失足”的隐患。跟着西方哲学鼓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实质个人主义化)者,尽管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但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他们大多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感兴趣;急于成名而又苦于功力不足,期盼走“创新的捷径”;思维方法较片面偏执,悲观地看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把西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暂时优势等同于制度和文化优势,不批判甚至狂热崇拜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也就是说,力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人道主义化”从工人阶级世界观向个人主义哲学蜕变的人士,本身个人主义就比较突出;尤其对员来说,如果不从主观上加以检讨,认识问题就会转化为政治立场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确立的第一个思想界限,就是世界观问题作为认识问题的前提是个人具有自觉改造世界观的要求和表现。如果借口世界观问题是认识问题,满足于思想上的自由放任状态,甚至反过来诋毁以致坚决抗拒世界观改造,固守自发形成(实际上是本能欲望加西方思想渗透的产物)的世界观,那么思想认识问题就必然转化为政治原则问题。

  世界观问题从来与重大政治斗争不可分割。资产阶级革命毫无例外,包括德国革命在内,哲学革命也做了政治变革的前导。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启蒙运动起了重要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引领作用,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启蒙运动就是以新的哲学世界观为旗帜的政治运动,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开辟道路,它所高举的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旗帜,只不过是解放体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抽象个人”,即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以确立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雇佣劳动因此而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由个人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因此而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抹杀启蒙运动的政治性质,把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引向“新启蒙”方向,是今天哲学世界观斗争的重要动向。如果说过去我们反对个人主义及其衍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主要是人生观方面的斗争,那么今天反对个人主义已经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在过去,个人主义主要是个人的价值追求,而在今天,随着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国家公务员队伍的主要群体,个人主义在越来越影响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制度认同的同时,发挥着重大的政治作用。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个人本体的实践哲学”,就将消解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元化指导思想作用,抽掉理想信念的哲学依据,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涣散全党全社会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这一“转向”就是要复活西方的“启蒙精神”,用自由个人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我们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某些人鼓吹的“告别革命”“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虚无主义,与2008年以来一度泛滥的“普世价值观”一脉相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舆论战线的重大斗争。

  由此我们可以确立第二个思想界限,即确立世界观问题上已经超出“思想认识”或“学术争论”边界的大概有:否定世界观领域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军对垒”,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打着“创新发展”的旗号,通过世界观层面的所谓“范式转变”根本颠覆马克思主义哲学;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对世界观领域的根本对立和原则分歧采取“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加以淡化、模糊甚至抹杀;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属于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了,不能再以思想认识或学术争论加以纵容,而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抵制。

  要加强历史经验的总结,尤其要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重大思想斗争历史的总结,把准今天西方对我意识形态渗透的新特点,掌握具有新的历史特点思想舆论斗争的主动权。从反“和平演变”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到防止“颜色革命”,充分表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思想领域的斗争始终交织着重大政治原则、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研究观点,往往难以分辨,需要划出明确的边界,兼顾旗帜鲜明和学术繁荣;既要看到哲学世界观的政治本质内涵,又要看到其可能衍生的多重含义,既不放松世界观改造,又不随意上纲上线。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式: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之一。这种表述的本意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它的对手攻击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理论,而也是一种建设性理论。但是,用“批判性和建构性统一”作为辩护方式,毫无疑问地就把批判性和建构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个外在因素,否定了它们内在的统一,即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只表述为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那就不全面,还要加上建设的、建构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严重曲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是单纯的否定、破坏、推倒,而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因而是包含着肯定、转化和出路的否定,体现了革命辩证法的精髓,因而我们把批判性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而辩证法的本质就是“革命的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者反感以至否定的就是唯物辩证法,他们视为“现实的”,实际上就是“现存的”;他们视为“科学的”,实际上就是实证的经典科学。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曾匿名发表一篇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对此的回应是:“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 应该看到,确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或建构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它决定了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坚持理想信念的内在一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总在变化,历史总在发展,只有推动革命变革才是顺应历史。因此,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坚持从变化发展的趋势出发,推动事物的新陈代谢。可见,革命的理想并不是存在于“实际”之外的彼岸幻影,而是现实发展的创造力量,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必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如果把丧失革命理想视为所谓“从实际出发”,那就是为屈从现状、随波逐流进行最无力的辩解,掩饰自己实际上已堕落为历史潮流面前的消极因素和保守力量的实质。这样的政党不仅丧失了领导群众前进的能力,而且丧失了自我前进的动力。

  其次,它决定了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内在一致。马克思主义要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改变旧世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2] 但是,对于旧世界的否定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其自身。资本主义的灭亡归根到底是资本的自我否定。“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13] 同样,新世界不是人为的美好设计,而是对旧世界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进行革命改造的结果,因而具有产生的内在必然性。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理论基石,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旧世界和新世界这两个看起来性质迥异、互不相干的事物,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中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显现出相互依托、辩证转化的实质。这就是自豪地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4] 的理论底气。

  最后,它决定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在一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就在于它具有毫无顾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15] 彻底的批判精神必然导致真正的自我革命。能否真正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状况,尤其取决于主体能否摆脱狭隘利益的束缚。而主体要能站得高望得远,唯有刀刃向内,坚持自我革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从现实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否定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创新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这一理论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遵循新陈代谢的宇宙规律,作历史发展的促进派,因而他们必然是革命派、改革派。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联系起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也是敌对意识形态制造的思想混乱。明确指出:“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派,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背离,不叫改革,而叫“走邪路”。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否定了把革命和建设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把革命批判性片面地解读为破坏、摧毁,势必制造革命和建设的对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对立、革命和发展的对立的噪音不绝于耳。随之而来的是把改革开放视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所谓“社会转型”说,要求中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所谓“角色转变”说,这些都曾一时成为时尚。实际上,革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而且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说到底也是一场革命,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新型革命。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要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就必须一如既往地保持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性质、初心使命。革命理想始终高于天,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人民始终是的最高牵挂,实事求是始终是开拓前进的力量源泉。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以贯之的统一社会革命过程,中国始终是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存在所谓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否定了把开展舆论斗争同营造团结和谐氛围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把革命批判性片面地解读为斗争、排斥和所谓的“求异思维”,必然制造批判与和谐、稳定的对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曾刮起一股否定“对立统一”、污名化“斗争哲学”的歪风,力图用“和合哲学”取代“革命辩证法”。习总书记严厉批评一些人在思想舆论斗争的战场不愿当战士,而总是想当“开明绅士”,思想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承认正确开展的舆论斗争是精神健康发展的动力,不承认“和稀泥”只能导致思想蜕变和精神堕落。实际上,明辨是非、扬善惩恶永远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追求,而求同存异、委曲求全、以德报怨等等,都是下一个层级的问题,不能以此否定矛盾的斗争性和革命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在真理面前永远旗帜鲜明,并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鄙的。我们鄙视机会主义的“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17] 这种“无头脑的折中主义”追求明哲保身,则最终出卖的不仅是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也包括自己的人格和灵魂。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

  [7]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8]《哲学的新思维——苏联“哲学与生活”会议材料选登》,《哲学译丛》1988年第4期。

  [9]《法报称中国领导世界尚缺“宽容”》,《参考消息》2010年2月24日。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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